丞相和宰相有何区别?朱元璋废除的是什么制度?

  丞相和宰相虽然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佐忠臣,但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接下来城主说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,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  宰相是对辅佐君王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,而丞相则是具体的官职,也就是说宰相包含了丞相。具体到明朝,朱元璋废除的其实仅仅只是丞相制度,明朝中后期的内阁首辅,实际上仍可称之为宰相。

  宰相和丞相不可混为一谈,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

  “宰”有主持之意,“相,助也”,原为“辅佐”、“襄助”之意,后引申为辅助君主管理政事者。作为辅佐君王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,“宰相制度”其实要远远早于“丞相制度”,而随着历朝历代官僚制度的改革,“宰相”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官职。

  “宰相制度”最早可以追溯到商、周时期的家臣宰执,彼时实行以王位为首的等级贵族联合专制制度,通常由巫史和公卿等贵族担任君王的顾问,从而参与决策,协助管理国家事务,例如商朝伊尹担任的“尹”、西周周公担任的太宰,都可被称为宰相。

  春秋以后,随着世卿世禄制的崩溃,一些国君为防止贵族擅权,开始起用地位较低的家臣或士大夫管理国家政务,此后各国陆续设立“相”职,但因各国官僚制度不同,称呼也各有不同,例如楚国的“令尹”、宋国的“大尹”、吴国的“太宰”、齐国的“相”、韩赵魏的“相邦”、秦国的“大庶长”和“大良造”,都可被称为宰相。

  而丞相制度最早的起源,目前有史可考的,最早出现在秦悼武王二年(公元前309年),“初置丞相,樗里疾、甘茂为左右丞相”(《史记·秦本纪》)。而丞相制度的真正确立,则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,为推行中央集权统治,创立了全新的“三公九卿”制度,正式设立丞相职位。

  如上所述,“宰相”作为对辅佐君王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,历朝历代的最高决策者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宰相,如此后汉朝的相国、丞相、尚书令,隋唐的“三省”最高长官,宋朝的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参知政事、左右仆射、太师、平章军国重事,元朝的左右丞相和参知政事,明朝的内阁首辅,清朝的内阁大学士(初期)、军机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(清末)均可被称为丞相。

  综上所述,宰相制度从早期的商周到清朝末期,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古代历史;而丞相则不同,丞相作为具体官职,其实只在秦、西汉、元、明(初)时期,以及三国、东晋、唐、南宋等时期短期存在过。

  自古皇权与相权相争,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

  正所谓“掌丞天子,助理万机”,丞相自设立之日起,由于需要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,所有官员处理国家事务,都需要经过丞相,因而丞相实际上就是百官之首。而对于皇帝来说,他需要独掌大权、乾纲独断,而不希望有人权力大到足以对抗自己,这就使得皇权和相权始终存在矛盾。

  对于无心处理政事,只醉心于玩乐的皇帝来说,他们对于丞相权力集中,全面负责国家政务并不反对,可对英明神武、雄才大略的帝王来说,他们需要的是俯首称臣、听命行事的丞相,而并非自作主张。因此,汉初虽然延续了丞相制度,但丞相之位不仅更换频繁,而且权势受到极大限制,例如汉武帝不仅设立了尚书台分解丞相权力,而且其在位期间先后任用的13位丞相更是大多不得善终。

  此后,隋唐则直接将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,从而形成“三省六部制”;宋朝更是直接将“官”和“职”分为了两部分,官员品级显赫却不等于拥有实权,而拥有实权者又不一定位高。直到元朝时期,以中书省统领朝政,重新设立丞相职位,权力才得以再度集中。

  明初沿用元朝制度,仍以中书省总领百官,设左右丞相总领朝政,而胡惟庸在担任丞相期间,遍植朋党、打击异己,迅速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,再加上其在职期间多有违法之事,朱元璋于是在洪武十三年(1380年)废除中书省,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,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,使得皇权进一步得到加强。

  明中后期内阁首辅便是宰相,其权力甚至远超丞相

  相权虽然与皇权始终存在矛盾,但丞相在分走皇帝权力的同时,也分担了相当大的工作量。朱元璋丞相丞相制度后,虽然使得皇权进一步强化,但同时也极大加重了皇帝的工作量,即使朱元璋这样的工作狂,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事必躬亲。

  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,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不久,便不得不在同年九月又设立了四辅官帮助自己,以儒士王本、杜佑、龚敩为春官,杜教、赵民望、吴源为夏官,秋、冬官由春、夏官兼任。之后又在洪武十五年(1382年)撤销了四辅官,改设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,用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,这实际上已经是内阁的雏形。

  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,正式组建内阁,以解缙、胡广、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。内阁制度下,内阁大学士只有议政权,而决策权则牢牢的抓在皇帝手中,行政权则被交给了六部,地方三司也直接对六部负责。正所谓“阁臣之预务自此始,然其时,入内阁者皆编、检、讲读之官,不置官属,不得专制诸司。诸司奏事,亦不得相关白”,此时的内阁只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存在,权重但位轻,相对于此前的丞相,权力已经有极大削弱。

  内阁制度的形成,也使得明朝形成了特殊的“票拟制度”,从而保证权力的顺利运转。也就是凡是遇到军国大事,首先由内阁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几条意见,写在票签上,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,这个过程被称为“票拟”。皇帝则只需要从内阁拟定的意见中挑选一条作为最终意见,以红字进行批示,这被称为“批红”或“朱批”。

  因此,最初的内阁大学士,其实只负责提供意见,其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,最终仍表现在“票拟”被采纳的程度上。然而,到了明仁宗时期,因杨士奇、杨荣乃是东宫旧臣,深受自己信任,因而这两人不但得以入阁,且均兼有尚书职位,这就使得内阁在拥有议政权的同时开始拥有了行政权,再加上其深受皇帝信任,甚至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。

  这种情况曾在明英宗和明宪宗时期有过短暂反复,但文官集团崛起的大趋势却已经无法扭转,到明孝宗时内阁权力再度加强,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人不仅得以入阁,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百官之首,已经足以与皇权对抗,这点在正德年间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
  到嘉靖时期,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,谨身殿为建极殿,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,列在六部尚书之前,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也开始迅速拔高。而在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,专擅朝政二十余年,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,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。

  历经嘉靖、隆庆两代发展,到万历早期时,由于皇帝年幼,身为帝师的张居正不仅足以影响皇帝的决策,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,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,写成奏章,再由自己“票拟”赞同,最后再由皇帝同意。如此一来,大臣的“奏章”,阁臣的“票拟”,皇帝的 “批红”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,内阁权利达到顶峰。

  事实上,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,张居正的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,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权力不仅远超丞相,而且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。

  如上所述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统领百官、执掌天下的宰相。也因此,朱元璋其实仅仅是废除了丞相制度,而未能彻底废除宰相制度。

  

相关推荐